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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麻将的药水郑金开有一个习惯,在每次开好非遗普查动员会、培训班或是交流会后,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,期待能和有兴趣的人继续交流。也正是因为这一习惯,他的手机一天到晚都没闲着:清晨6点,几位村民朋友打来电话说有新的发现,晚上10点,手机响起,是文化管理员在思考非遗保护上遇到了新的问题。郑金开来者不拒,知无不言,聊着聊着,就又成为了朋友。

2016-06-01 17:13:54 来源:看边扑克镜 参与互动 

他们正好躲在人群当中  来源:广州德州扑克出千桌

整个空间都随之颤动了起来

不由大声狂笑了起来

随后不解问道

  记者走访

  李佩先生参观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 熊卫民/摄

  李佩

  郭永怀、李佩夫妇陪女儿弹钢琴

  郭永怀雕塑

  郭永怀、李佩夫妇和女儿郭芹

  □她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郭永怀的遗孀,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、“中关村的明灯”、“年轻的老年人”。

  □她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。当时没有托福、GRE考试,她就自己出题,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。

  □81岁那年,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,从1998年到2011年,总共办了600多场。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“名角儿”,黄祖洽、杨乐、资中筠、厉以宁、饶毅等名家,都登过这个大讲坛。

  □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。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。几天后,她像平常一样,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。

 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,李佩大脑的“内存越来越小”,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。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;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,“民国的人去哪儿了?”

 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,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,60年间,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周培源、白春礼、朱清时、饶毅、施一公……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。

  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,甭管多大的官儿,都得坐小马扎。

 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,如今,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,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,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,即使三伏天,她也觉得冷。前些年,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,她还特气愤,跟在后头追。如今,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。

  只有牙齿和胃,还顽强地工作着。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、林家翘家的饺子、钱学森家的西餐,那个时候,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。如今,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,爱吃蒜香面包,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。

 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,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,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、日本人的刀、美国的摩天大楼,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。如今,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。

 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。70多岁学电脑,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。晚年的她用10多年,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“百家讲坛”还早、还高规格的“中关村大讲坛”。

  没人数得清,中科院的老科学家,有多少是她的学生。甚至在学术圈里,从香港给她带东西,只用提“中关村的李佩先生”,她就能收到了。她的“邮差”之多,级别之高,令人惊叹。

 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,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,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“理所当然”、“舍我其谁”地请在这条道上,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“比院士还院士”。

  她被称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、“中关村的明灯”、“年轻的老年人”。

  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”

 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,就像她本人一样,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。

 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、14、15号楼被称为“特楼”,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: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、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、23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。钱学森、钱三强、何泽慧、郭永怀、赵九章、顾准、王淦昌、杨嘉墀、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。

  如今,破败不堪的“科源社区”牌子,“科”字只剩下了“斗”字,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“疏通下水道”的小广告,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。这里不再是“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”,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,随便敲开一扇门,探出一颗脑袋:“王淦昌?贝时璋?郭永怀?没听说过。”

 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。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。

  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,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。

  这座岛上,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。

 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,是钱学森邀请的。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:“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,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‘办公室’,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,淡绿色的窗帘,望出去是一排松树。”“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‘挂了号’,自然是到力学所来,快来,快来!”

  回国后,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,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。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,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,李佩才意识到什么。

  1968年10月3日,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,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。12月4日,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,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。5日凌晨6时左右,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。

 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,只有一个人幸存。他回忆说,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,他听到一个人大喊:“我的公文包!”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。

  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,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,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,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。最后,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。

 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,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。

 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,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,几乎没说一句话。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。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,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,克制到令人心痛。

 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,被怀疑是特务,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。在当时的环境里,敢于坐在李佩旁边,说一句安慰的话,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
  郭永怀走后22天,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。

  那些时候,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唱段“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,顶天立地……”

  后来,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,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。同时,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,也安放在雕塑下面。

  “小牟太年轻了,太可惜了,也是为着跟他,所以才牺牲的。”李佩说。

 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,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,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。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。

  此后的几十年来,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“老郭的死”,没人说得清,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。只是,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,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

 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,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。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。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。几天后,她像平常一样,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,只是声音沙哑。

  “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。” 李佩的老朋友、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,用米兰·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。

 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,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:“写写我爸爸吧。”边东子后来写了《中关村特楼的故事》,他说:“即使是功力深厚,又如何能写全、写透、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!”

  直到1999年9月18日,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,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郭永怀先生是23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中唯一的烈士。

  李佩回家后,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“那坨大金子”。该奖章直径8厘米,用99.8%纯金铸造,重515克——大家感慨,“确实沉得吓人”。

  4年后,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,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,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。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,十分感动。

  “捐就是捐,要什么仪式”

  在李佩眼里,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。

  几年前,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,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,一起去银行,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。没有任何仪式,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。

  “捐就是捐,要什么仪式。”老太太对李伟格说。

  至今,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。

  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、电风扇、小冰箱,捐了。郭永怀走后,写字台、书、音乐唱片,捐了。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,捐了。汶川大地震,挽救昆曲,为智障幼儿园,她都捐钱。

 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,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,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。

  直到前年,郭永怀104岁诞辰日,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,捐给力学所: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、精美计算尺、浪琴怀表,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,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——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。

  如今,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,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“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”。隔壁是“钱学森所长办公室”。钱学森说得没错,从办公室往外看,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。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。

  时间拔高了松树,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。

  当文革结束,她重新恢复工作时,已经快60岁了。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(后更名为“中国科学院大学”)的英语系,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。

  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,她就自己编写,每次上课,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。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。

 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,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”。她大胆地让学生读《双城记》、《傲慢与偏见》等原版英文书。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,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。

  很多学生回忆,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,却有一种“微笑的严厉”,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,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。

  如今,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,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,是一种“有人情味的果断”。

  钱、年龄对她而言,都只是一个数字

 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,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,有的甚至是“提着脑袋”在干。

 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,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,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。

  刚刚文革结束,人才匮乏。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,从事教学工作。事实证明,她的眼光很准。她请出山的“右派”许孟雄,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。

 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,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。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,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。当时没有托福、GRE考试,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,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。

  1987年,李佩退休了,她高兴地说,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。

  可她没有一天退休,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,一直上到80来岁。

 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。如今,他在大小场合发言、讲课,都是站着的。他说,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,“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,从来没有坐过,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”。

  他说,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,但“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”。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,而且是“人学”,人格的完善。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,那无非是“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”。

  在马石庄眼里,李先生是真正的“大家闺秀”。她在北京大学念书,北平沦陷后,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,再辗转越南,进入云南西南联大。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。

  她曾作为中国代表,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。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,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。

  “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?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,对国家命运的关心,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。”马石庄说。

  多年的交往中,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,从没有慌慌张张、一丁点邋遢的时候。“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,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,走过大半个地球,中年丧夫,老年丧女,还有什么让她‘不淡定’、‘不沉静’?”

  “100年里,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,李佩先生不但见过,而且一起生活过、共事过,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、潮起潮落。钱、年龄对她而言,都只是一个数字。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,还惧怕死亡吗?”

  马石庄说,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。

  只有一次,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,说“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”。马石庄心里一咯噔,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。

  原来,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、没人用的平房,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,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。

  最近,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,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,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,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,交流怎么使用微信。

  只是,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。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,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,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。

  “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!”马石庄感慨。

  他不喜欢用“玫瑰”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,“太轻太花哨了,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”。

  一个老朋友也认为“玫瑰”太轻了,她说,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,像磁铁一样,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。

  毕业后,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,他说,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,“从李先生身上,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”。

  探求“钱学森之问”

 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。

  81岁那年,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,从1998年到2011年,每周一次,总共办了600多场,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。

  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“名角儿”。黄祖洽、杨乐、资中筠、厉以宁、程郁缀、沈天佑、高登义、甘子钊、饶毅等名家,都登过这个大讲坛。

  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:农村问题、中国古代文学史、天体演化、昆虫、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、美国总统大选、天津大鼓等等。

  “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。”有人感慨。

 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。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,从主题到时间确定,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。确定了主题,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,她说,不能贴得太早,也不能贴在风口处,以免被风刮跑了。

 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,全都是免费的。有一次,她邀请甘子钊院士,“老甘啊,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,最多给你一束鲜花”。甘院士说:“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,鲜花也免了吧。”后来,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。

  等到94岁那年,李佩先生实在“忙不动”了,才关闭了大型论坛。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,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,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,“除了寒暑假,平时都风雨无阻”。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。

  有人回忆,在讨论“钱学森之问”求解的根本出路时,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。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“要靠民主”四个字,紧接着,郑哲敏院士说:“要有自由。”随后,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“要能争论”。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、美妙极了。

 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。李政道说单用一个“答”字不太合适,所以用了“求答钱学森之问”。李政道说,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,“要创新,需学问,只学答,非学问”。

  喜欢音乐、年轻时编排过《白雪公主》,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,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。

  春节时,李政道用炭笔画虎、画狗,当贺年卡送她。他俩认同:“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,都追求着深刻性、普遍性、永恒和富有意义。”

  当然,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,不管自家客厅里,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。

  她反对大学扩招。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。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,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、化学学院,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。她反对“北大要把1/3副教授筛选下去,改革进行不下去”的悲观论调。

 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。“要坐得住,不要赶热闹”。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,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。

  在她90多岁的时候,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,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,翻译成中文,出版《钱学森文集(中文版)》。对外人,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,却很少提郭永怀,旁人说李先生太“大度”了。

  “我一点儿也不孤独,脑子里好些事”

 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,几十年里,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,她都拒绝了。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。

  因为访客太多,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。有小朋友来看她,八卦地问:“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?”她答:“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,不会讲假话。老郭脾气好,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。”

 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《爱在天际》,有一次,李佩先生去看剧,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人们从她的脸上,读不出任何表情,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。

 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。一位演员说,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,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,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。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:“我等你,你不回来我不老。”

  可“不老”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,她的背越来越弯,开始只是小锐角,后来角度越来越大。

  曾经在学生眼里“一周穿衣服不重样”、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、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,已经顾不上很多了。

 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,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,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。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。

  早些年,有人问她什么是美。她说:“美是很抽象的概念,数学也很美。”如今,她直截了当地说:“能办出事,就是美!”

 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“孤独”两个字,老人说:“我一点儿也不孤独,脑子里好些事。”

  “与其说她忙碌,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。”马石庄评价。

 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。“我没有崇高的理想,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,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,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。”她淡淡地说。

  相反,她感慨自己“连小事也做不了”。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,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,甚至撞倒过老院士、老科学家,她想拦住骑车人,但“他们跑得太快,我追不上了”。

 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,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。

 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,13、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。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,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。2012年,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,要求将中关村“特楼”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。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: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!

  何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。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,钱学森走时,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,等到钱学森的夫人、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,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,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,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。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、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。

 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、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:“在这里住惯了,哪儿也不去了,除非上八宝山。”

  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:“现在,除了到力学所,我就待在家里,哪儿都不去了。”

  如今,“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”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,有好友来看她,她就像小孩一样,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,离开时,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,一点点变小。

  摘下助听器,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。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,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。

  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,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,大家都明白,多年后,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。

【编辑:wuzetianwu晍hu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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